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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科创存在四个短板，与京沪粤苏仍有差距——专访浙江省科技厅原厅长周国辉

2025-05-30 10:43:00




各地在创新创业上良性竞争，才能相互促进。浙江正在积极探索国资的“耐心资本之路”，完善国资“募投管退”的全链条投资循环

文｜《财经》记者 杨立赟

编辑 | 马克

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、浙江省科技厅原厅长周国辉是浙江科创的亲历者、见证者和观察者。杭州“六小龙”在2025年春节火爆出圈以后，在多家代表性企业的访谈中，周国辉这个名字多次出现，是浙江科创发展中绕不开的人物。
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就是对于浙江“创业新四军”的总结。2015年，中国正值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热潮，时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的周国辉，首次提出浙江和杭州形成了“创业新四军”——高校系、阿里系、海归系、浙商系。这个总结至今仍不过时，这是一个庞大的创新创业矩阵，“六小龙”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。
在中信出版社的邀约下，周国辉的新书《有为与有效——解码“杭州六小龙”背后的科创生态》，于今年5月出版上市。他在书中对浙江“热带雨林”式的创新布局解释道：“从空间布局到金融支持，再到科创活动的举办，各个环节紧密配合、相辅相成，形成了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生态，造就了今日浙江创新创业高地的样貌。”
近日，《财经》记者专访了周国辉。
对于“杭州六小龙”，他认为这代表了年轻人创新的能力和自信。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，必须靠自己创造，否则中国就会局限在“世界工厂”的低端地位。
对于杭州热，周国辉认为是“外热内冷”——外面很热，频繁来杭参观学习，但浙江很冷静，清楚在许多产业的发展上，杭州并不超前，也谈不上领先。杭州火了之后，浙江持续出台了许多鼓励科创的措施，但只是埋头做事，没怎么对外宣传。
周国辉指出，浙江的科技创新存在四个短板：国家级高新区数量仅为江苏一半，研发投入强度落后于京沪粤，耐心资本机制尚未破局。对此，浙江正以725亿元的“4+1”专项基金重塑科创资本生态，并积极探索国资的“耐心资本之路”，完善国资“募投管退”的全链条投资循环。

“杭州现象”过热了吗？

《财经》：4月至今，关税战让国际局势和中国经济走势充满更多不确定性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杭州的科创成果是否更加意义凸显？
周国辉：中国正在保护主义逆流中坚持开放创新，在技术封锁围堵中深化自主攻关。这大概是杭州、浙江、全国都一样面临的挑战和机遇，也是“杭州六小龙”诞生的时代大背景。
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，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施加了一系列制裁。这些措施试图在供应链、核心技术、标准制定等方面遏制中国科技崛起。
技术封锁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，倒逼中国科技产业的战略转型。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6年的2.11%提升至2022年的2.55%，在类脑芯片、量子通信等“换道超车”领域形成非对称优势。国家实验室体系重构与“揭榜挂帅”的机制创新，提升了研发效率。
杭州“六小龙”已是家喻户晓、尽人皆知的“现象级”科创企业，甚至有人说它们是“国运级”的科技成果。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25 年“两会”记者会上讲到“杭州六小龙”，我记得他用了“哪里有封锁，哪里就有突围；哪里有打压，哪里就有创新”的说法。
越是有打压，越是要崛起。永不认输，是我们的民族精神。中国越来越认识到，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，必须靠自己创造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，如果把握不住自身的定位，很可能被“低端”锁定，被局限为“世界工厂”。在科技领域，中国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。
杭州“六小龙”代表的正是年轻人创新的能力和自信。这批年轻人非常可爱，他们平视欧美发达国家，自信心很强，认为科技创新并不是欧美人的专利，有信心去实现科技赶超。DeepSeek就实现了工程创新和应用创新，用算法来弥补算力的不足，降低成本和能耗。它的出现，实现了科技的平权、普惠和共享。
没有这种创新的自信，不可能出现“六小龙”。“六小龙”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又极大地增强了年轻人科技创新的信心。
《财经》：杭州成为“杭州现象”以来，多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赴杭调研学习，您认为“杭州现象”的价值是什么？是否炒得太热？
周国辉： “杭州六小龙”现象是长期培植创新生态的结果，体现了“十年磨一剑”的韧劲。这也启示我们，要进一步厚植和优化创新生态体系，打造能孕育创新创业的“黑土地”。
中国已经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要位上，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同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深度拥抱，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功。
从马力时代到电力时代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，现在正进入算力时代，人工智能可以把千行百业重做一遍，虽说存在不确定性，但只要坚持和把握科技向善的原则，必将重塑产业和人的生活。
杭州因为“六小龙”而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焦点，但是，千万不能沾沾自喜，也不能单打独斗。在许多产业的发展上，杭州并不超前，也谈不上领先。比如在机器人、生物医药等领域，还是要向深圳等先进城市看齐。各地在创新创业上良性竞争，才能相互促进。“卷”科技创新是必要的，但是不要“卷”表面的东西。
实际上，“杭州热”在浙江是“外热内冷”——浙江很冷静。企业层面走访参观得热火朝天，政府层面很冷静。浙江的态度十分明确，要保持清醒。求真务实，这是浙江一贯的风格。其实杭州火了之后，浙江持续出台了许多鼓励科创的措施，但是对外宣传得不多，就是为了不要过热，继续埋头做事。

浙江要向京沪粤苏学习

《财经》：浙江科创还存在哪些短板？
周国辉：浙江目前存在“四个不高”的问题，分别是区域创新的地位和能级不高，科技创新的投入和产出强度不高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高，创新型产业的占比不高。
比如，浙江国家级高新区的数量仅为8个，与其他省份相比，差距非常显著。作为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强省，江苏拥有18个国家级高新区，广东有14个、山东有13个、湖北也有12个。
浙江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3.2%，看似不低，但与国内其他先进地区相比就显出差距。北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达6.73%，上海有4.34%，广东有3.54%，都高于浙江。
《财经》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浙江可以像其他地方学什么？
周国辉：有一系列深层原因。举几个例子。
比如，企业主导的创新需求传导机制不够健全。企业本应担当起创新主力军，引领创新潮流，然而现实却是省内企业在重大科技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仍然偏弱，这既有科技管理体制上的问题，也有企业自身能力上的问题。
其次，新型研发机构市场化运作不够。在经费投入方面，浙江的省级实验室、省技术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高度依赖财政补助。有56%的研发机构，它们的财政经费收入在总收入的占比超过八成，这意味着它们缺乏自我造血的能力，难以在市场的风雨中茁壮成长。
对比江苏的情况，近十年来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每年仅约7亿元的省级财政经费支持，布局建设了80家研发载体，充分吸引具有技术需求的市场主体投入研发经费，并以“拨投结合”模式支持成果转化，衍生孵化企业1200余家。这种模式使得研究院具有强大的自我造血能力，区域创新带动效应也更加明显。
再次，杭州的耐心资本培育引导机制不够。浙江的国资投资机构，却由于考核周期短、单个项目考核、领导任职周期短、激励容错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，以跟投为主，犹如小心翼翼的跟随者，引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。
2023年，全国新备案私募股权基金7383只，国资和政府引导基金LP 出资额约占70%。在这场资本的盛宴中，针对国资短期保值增收要求与风险投资长期回报之间的矛盾，广东已经发布科技创新条例，明确提出为国资创投松绑，强化政府引导基金对早期投资的引导。
在退出渠道建设方面，上海已出台促进股权投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，在并购重组、境内外上市、份额转让、二级市场基金（S 基金）、实物分配股票等退出渠道方面展开积极探索。
北京率先开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，汇聚了一批专业二级市场基金，试点一年就已完成21单基金份额转让，交易金额超34亿元，储备项目规模超600亿元。
相比之下，浙江的多元化退出渠道建设有待加快，耐心资本“募投管退”全链条发展基础有待完善。假如资本难以顺畅地实现投资循环，就会影响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。
《财经》：我们之前的采访也了解到，国资去担当“耐心资本”时，自身面临很大压力，浙江在解决这个难题吗？
周国辉：国资在现有的考核评价机制下的确有自己的难处。但是依然要强化“耐心资本”的培育引导和制度支持。浙江也做了许多工作。
为了鼓励资本长期投资科技创新领域，浙江制定出台了投早投小投科技的激励政策。比如建立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、天使投资引导基金，完善政府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。
浙江还引导各类机构、资本坚持“长期主义”，提升投资决策专业化水平，探索放宽社保基金、保险资金、养老基金等投资领域限制，同时，完善创业投资基金考核、容错免责机制，探索对国资创业投资机构采取“长周期”“算总账”等考核办法。
我了解到，有一家国资创业投资机构在投资一家科技型企业时，初期企业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但由于实施了“长周期”“算总账”的考核办法，投资机构没有过早退出，而是继续支持企业发展。最终，企业成功突破技术难题，实现了快速发展，为投资机构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
2023年起，浙江省政府亲自指挥，浙江金控牵头组建规模725亿元的“4+1”专项基金。“4”指四大产业集群基金，“1”为“专精特新”及省科创母基金。目前已设立17只专项基金，总规模725亿元，建成覆盖全省11个地市、重点集群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千亿基金群。其中，“专精特新”母基金和省科创母基金规模达160亿元。

责编 | 张生婷

题图 | 视觉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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